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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骏:靠短期刺激无法救低端制造业

  从现在到2030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会下降近10%,而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的劳动人口则将分别增加17%,15%和4%。我国劳动力成本的增速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远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我们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减速和外移仍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因此,靠短期刺激政策来救一些低端制造业显然是不可持续的。9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在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新领军者年会)主题晚宴新常态新机遇上如此表示。

  马骏表示,人口结构变化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是老龄化。从现在到2030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将增加70%。国内和国际的数据都表明,老人的人均医疗支出是年轻人的4-8倍,显然,未来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内我国医疗产业的增长必定会远高于整体经济增长。

  以下为马骏发言实录:

  关于经济新常态,我想从以下两个方面谈几个观点。一是在新常态之下,为什么大规模经济刺激的必要性和空间都比旧常态之下要更小。二是在新常态下,经济结构的转型的推动力来自哪些方面。

  第一,关于新常态与宏观经济政策。

  我认为,在面临同样的GDP减速压力的情况下,未来实行大规模经济刺激的必要性和空间都比以前的旧常态下要来得小。理由至少有三:

  1)虽然我们的GDP增长率比以前要低,但就业情况却比较乐观。人社部公布的求人倍率和最近的月度城镇调查失业率等数字都显示了就业的情况正在改善。2007年之前,如果GDP增长掉到7.5%,就业情况就会很不好,现在不是这样了。原因之一是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因此没有必要每年创造像以前那么多的就业岗位了;原因之二是我国的经济结构正从重化工业主导的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而对同样的GDP来说,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能创造的就业机会远多于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这两个原因都使得我们在稍低的GDP增长速度之下,可以保持比较好的就业状况。因此,我们对由于GDP减速导致失业上升和社会不稳定的担心比以前会少一些。我认为,这是新常态之下没有必要出台过度刺激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2)我国经济的杠杆率自2009年以来上升较快,目前用广义债务与GDP的比例或M2与GDP的比例来衡量,虽然还低于一些发达国家,但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我们用100多个国家的数据所做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较高的杠杆率意味着较大的金融风险。尤其是在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等部门,杠杆率过高的问题比较明显,值得特别关注。这表明,我们大幅扩张货币信贷、增加金融杠杆的空间比2008年之前更小了。

  3)我们在对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中,通过分析政府长期债务的可持续性,发现在今后几十年中由于养老金缺口、医疗成本的上升、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等因素,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将面临着许多上行压力。虽然从短中期来看,我国的政府债务风险还在可控范围之内,但长期风险不可忽视。即使采取措施进行养老和医疗体制的改革,恐怕也只能缓解这些长期的上行压力,要彻底逆转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上升的势头是有难度的。历史和国际经验表明,如果金融杠杆率过度上升,往往在一段时间之后会转化为政府债务风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继续加杠杆的空间也比较有限了。

  第二,关于新常态与经济结构变化。

  我认为,新常态这个概念不仅仅在总量上(比如经济增长率,是否应该刺激等问题)是有意义的,在结构层面上也是有许多可以探讨的内容的。比如,旧常态下的经济结构调整往往是政府主导型的发展重点产业、战略产业等,而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变化则更应是以市场和民生需求为导向的。因此,要判断未来的结构变化的趋势,搞清楚推动这些结构转型的主要因素十分重要。我觉得,应该重视至少如下三大因素:

  1)人口因素。根据有关预测,从现在到2030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会下降近10%,而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的劳动人口则将分别增加17%,15%和4%。因此,我国劳动力成本的增速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远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我们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减速和外移仍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因此,靠短期刺激政策来救一些低端制造业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人口结构变化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是老龄化。从现在到2030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将增加70%。国内和国际的数据都表明,老人的人均医疗支出是年轻人的4-8倍,显然,未来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内我国医疗产业的增长必定会远高于整体经济增长。

  2)消费者的偏好变化。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7000美元。从国际经验来看,在人均GDP超过这个水平之后的相当长的一个阶段,消费者的偏好会出现从制造业产品向服务的重要变化。不少国家在人均GDP从7000美元上升到20000美元的阶段中,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提高约了10个百分点。中国也不会例外。在这个趋势之下,医疗、教育、IT、体育、文化、娱乐等服务业将得到长足的发展。相反,传统的房地产、汽车、建材等行业由于需求的减速则可能长期面临利润率下降、投资减速等挑战。

  3)要求治理污染的民意压力。老百姓要求清洁的空气和水、安全的食品,已经成为经济结构转型的巨大动力。光就清洁空气而言,治理雾霾至少要求在三个方面的经济结构变化。一是治理雾霾要求大幅降低高污染的重工业占经济的比重。二是治理雾霾要求能源结构的改变,尤其是要大幅降低高污染的常规煤炭占能源消费的比重,同时大幅提高清洁能源的占比。三是治理雾霾将推动向绿色交通模式的转型,即大幅降低高污染的公路交通占出行的比例,大幅提高铁路和地铁出行的比例。

  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新领军者年会)于9月10日-12日在中国天津召开,论坛主题推动创新创造价值。新常态新机遇夏季达沃斯主题晚宴由《财经》杂志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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